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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打黑”初期，公安局长王立军曾给躲在美国的涉黑人员王平打过一个电话，对话大意如下：
王立军：王平，知道我是谁吗?
王平：不知道。
王立军：我是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你现在美国×州×宾馆×房间，我说的对吗?
王平不吱声。
王立军：你不要忽视我们中国警方的能力，现在我给你打电话是展示了我们这种能力，我建议你能回国投案自首，否则不管在哪个地方，我都能抓到你。
王平不吱声。
王立军：我限你在半个小时内给我打电话过来。
王立军把电话挂了。一个半小时后，王平打电话来，表示愿回重庆自首。
以上片段是10月20日下午，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在接受采访时绘声绘色复述的一个场面，“这不是谣传，是王立军亲自给我们说的。”黄伟说。
自重庆“打黑”以来，50岁的王立军成了媒体竞逐的对象，数十家媒体齐聚山城，各种报道连篇累牍，但王未直面过任何一家媒体。“王立军现在越来越低调了。”一位警方人士向记者说，“即使是汇报工作，他都尽量不再亲自出面，而是由政法委领导与分管副市长汇报。王立军说过一句话：荣誉是团队的，痛苦是自己的。‘打黑’涉及方方面面的矛盾与斗争，他要自己一人来承受。”
重庆长寿区万顺镇东风村村民易大德在2008年8月曾与王立军见过几面。因渔场纠纷，易大德31岁的儿子易华勇被打死，易家数人受伤。易家三子爬到30多层高的楼上，声称要见王立军，不然跳楼，后来，王立军来了，“还把我儿子背下楼。”
易大德回忆说，易华勇死后，尸检结果为“倒地硬物撞击死亡”，易家不服，身兼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的王立军亲自操刀做尸检。在做尸检时，王立军忙活得满脸是汗，“我们全家感动得都落泪。”结果，易华勇的死被王立军鉴定为“打击颅脑损伤死亡”。易大德回忆，王立军语出直爽，曾对他说：“老易啊，我也是个农民。你搞不赢，这是官商勾结。”

　　解散“比黑社会都黑”的刑警支队

这种话语，或许正体现了王立军的风格。一位警方人士告诉记者，负责“打黑”的重庆市刑警总队第一支队警员在这场“打黑”中纷纷落马，一支队被解散，一部分警员被抓，一部分分流到各派出所。在宣布支队长李寒彬“下课”时，王立军很愤慨，说：“打黑?打什么黑?比黑社会都黑!”

该警方人士介绍说，王立军喜欢大手笔，在“打黑”开展之初，在一个会议上，王立军说：要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一场风暴。他还说：希望能在打黑中听到枪声，枪声至今没响!“王立军不怕斗争激烈，希望能有这种气氛。”该人士说。而王立军也很不给人留情面，在“打黑”中，一个涉案的厅级领导不好“动”，有人去给王汇报，王立军怒斥：你们选人怎么选的?不要选婆婆妈妈的窝囊废!

　　婉拒采访，“认真做事就行了”

重庆律师周立太也曾跟王立军打过交道，6月17日，周立太律师事务所万州分所5台电脑被盗，案件未破，9月23日凌晨4时，有人发现又有人进行盗窃，打110报警，派出所没有出警，6时许，周立太给王立军打电话，说：“本来这么早打电话不应该，我又没办法，希望你能过问一下。”周立太回忆说，不到8点，王立军就派出了执法监督队，赴万州进行调查。

周立太与文强也打过交道，那时文强还是司法局长，“我说有件事情麻烦他，结果没说两句话，他就不让我说了。”周立太说，“这是鲜明对比。我打电话给王立军，时间那么早，他当时也许正在睡觉呢，都能细心听我说话，并派人调查，这反映出他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

2009年8月，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向“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公益信托”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扶助特困公安民警”。根据王立军的批示，重庆市警察协会接受了这笔捐助。但在写给重庆市公安局的捐赠报告中，有两项条款特别引人注目：“重庆黑恶势力抬头，基金不经请示可撤换”;“基金会有权决定部分转移或全部转移捐赠款项，专项用于支持王立军局长在全国任何地方的打黑行动”。

促进会会长黄伟告诉本刊记者，这两项条款说明，这1000万元“不是捐给重庆市公安局的，而是跟着王立军走。我们信任的还是王立军本人”。

10月25日上午9时，记者致电王立军，王立军婉拒了采访要求，客气地表示他到重庆至今还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

“认真做事就行了。”王立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