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 页法学研究法治探讨详细内容
小议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审理中遇到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来源:中国法治 作者:刘黎明  日期:2022/7/27 字体: [大][中][小]

    近年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在预防和化解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法官们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学习。或许由于学习不深不细,或许初次接触此类案件,对此法的相关规定及人身保护令制度的运行存在一定的模糊认识,在此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以期更好地把控案件态势、进一步完善相关案件审理机制,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一、人身保护令立案的形式

    人身保护令作为一种民事强制措施,是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保证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做出的裁定。那么受害人是在相关的诉讼中提出申请还是单独作为一个诉求向人民法院提出呢?我院接触到的这两件人身保护令的申请都是在离婚诉讼中受害人提出离婚请求的同时向法庭提出人身保护的要求,在这种依附于相关诉讼情况下提出的申请,办案人员应当依法按照法定程序要求受害人提出相关证据及对受害人提供的相关证据进行审查,然后根据情况做出驳回申请的裁定或者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裁定,而不应该对受害人的申请不做出反映,或者要求受害人到法院立案庭申请单独立案,这样做增加了受害人的诉累,不利于及时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不符合反家暴法的立法本意。但是是否允许受害人单独申请人身保护令呢,这也是可以的,随着反家暴法的施行,人身保护令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立案案由而存在,对于那些只想免除暴力侵害,但又不愿意离婚的家庭暴力受害人而言,就可以向人民法院单独申请人身保护令,在婚内受到保护令的保护。

    人身保护令的受案范围不应局限于离婚案件。笔者主张离婚不是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的必然要件,受害人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与离婚诉讼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也就是受害人一方不主张离婚,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法院应当受理。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审理中遇到的问题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数量有限。虽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是总体案件量在家事案件中所占比例较低。究其原因受传统思想观念束缚,当事人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意识不足。家庭暴力具有一定隐匿性,受到“家丑不能外扬”的传统观念影响,受家暴方遭遇家庭暴力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维权,更多地考虑如何维护家庭声誉,因而羞于向社区、民政部门、公安、妇联等机关组织求助,更不愿诉诸法律,很多受害者选择隐忍、迁就,没能在第一时间报警、验伤,或者是向外界寻求帮助,导致后期维权困难。另一方面反家庭暴力宣传仍不到位,公众对家庭暴力及其危害认识水平需进一步提升。家庭暴力的成因多样,既有来自施暴者的心理原因或病理原因,也有源于社会环境的压力等原因。家庭暴力的手段多样,不仅包括言语上的谩骂辱骂,身体的物理攻击、心理的精神折磨,也包括一些强迫性行为、经济上的控制和冷暴力等。家庭暴力的手段多样性及成因复杂性,导致一些“受家暴者”对于自己遭受的暴力行为认识不足,缺乏反家暴意识。虽然《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已四年有余,但公众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知晓度并不高,提出保护令申请的是少数。调研发现,部分遭受家庭暴力的当事人存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必须依附离婚诉讼的认识误区,不能充分利用法律维权。由此可见,法治宣传不到位是导致部分当事人不敢且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原因。

    (二)申请人举证不充分,法院调查取证难度大《反家庭暴力法》规定,法院应当在72 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24 小时内作出。法律对于家庭暴力案件规定了较短的审理期限,有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对案件的证据收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而言,由于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突发性,暴力行为发生时,通常没有目击证人,当事人亦无法录制影像资料。加之公众证据意识不足,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者在遭受家暴或面临家暴危险时通常会陷入恐慌情绪,缺乏第一时间固定证据的知识和能力,导致一些原本可以收集到的证据受到损毁,多数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仅有申请人的自我陈述,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正因如此,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绝大多数需要法院进行调查取证。实践中,为处理紧急情况,需要在假日安排法官值班以应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按照规定需要由合议庭处理的案件,值班的法官也需要相应增加。同时,如前文所述,由于各部门之间资源无法共享,法院向派出所、居委会、医院等单位调取证据材料手续繁琐,周期冗长,导致无法在较短审限内结案。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会建议当事人暂时撤回申请,待条件充分后再行申请,这不仅违背了及时保护受暴力者的立法初衷,也有损司法公信力。

    (三)认定标准不明确。法院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实质要件为申请人遭受家暴或有面临家暴的现实危险。不再刻板要求实际发生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有家庭暴力的现实可能,就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公权力的提前介入,可以起到事前预防,防止严重后果的发生作用。但法律对不同种类证据的可采信度、证明标准及举证责任规定不清晰,一般情况下,申请人会提交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作为遭受家庭暴力的证据,但是出警记录简单模糊,导致其证明力较低,还需要结合受害人照片、医院病历、证人证言、诊断证明、投诉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家庭暴力,举证认证的困难,使受害人居于不利地位。

    (四)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力度和惩戒措施力度不足。实践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后,被申请人仍会发生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比如继续实施家庭暴力,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侵害申请人身安全令人,或者骚扰申请人身安全令人。这就涉及到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的执行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保护措施和惩罚措施。在施暴者违反保护令时进行训诫、罚款、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措施,主要包括禁止施暴、骚扰、跟踪、接触、责令迁出住所等。实际执行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往往由于婚姻家庭关系存在情感连接,生活中可能发生交集,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中所禁止的“骚扰、接触”如何认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如家庭只有一处住所如何责令迁出等具体情况亦缺乏细致规范,导致裁定内容难以落实。除此之外,法律对于执行不能的变通措施、拒不执行时的处罚主体,都缺乏明确的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定,尚不构成犯罪时,也可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律规定中对被申请人进行训诫、罚款、拘留究竟是由人民法院执行,还是由公安机关执行,尚存争议,不同地区的实施情况亦有不同。

    (五)人身保护令存在局限性。反家暴法的施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出台,体现出借助国家公权力介入到个人的家庭生活中,将事后惩罚施暴者转变为事前保护受害者,以达到预防、遏制家庭暴力的立法本意,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但公权力的行使也有自身的束缚和范围,人身保护令也不是万能钥匙,百锁俱开。尤其是在夫妻感情并未破裂的情况下,受害人申请人身保护令,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裁定,就等于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家庭暴力的存在,因为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确认的事实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会为要求离婚的受害人一方是有利的证据,但对于不想离婚的受害人与被申请人而言,双方的关系会无形紧张或者加剧,可能会使原本可以通过调解工作使双方的夫妻关系恢复和好的情形,由于一纸禁令而走向负面,适得其反,达不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人民法院在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前,也要把夫妻之间的感情状况作为一个重要参考纳入到整体案情来综合评判,再作出接近实际的裁定。力求将法的实施与法的实效的追求结合起来,使法律效果得到真正实现。

    (六)协作不顺畅,联动作用未发挥。人民法院作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送达主体与执行主体,在执行过程中,还需要公安机关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进行协助。虽然法律对于应当提供协助的相关组织进行了规定,但是此种执行模式在实践中应用并不顺畅。一方面法律未对公安机关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送达与执行中如何进行协助给出具体规定,无法最大程度发挥不同部门与组织的执行优势。另一方面对于相关部门消极协助或者协助不力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没有规定。不仅如此,虽然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四年有余,但是仍有部分公安机关、社区组织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知晓度低,在法院送达保护令时出现拒收情形,或者签收后未能有效落实保护令内容,使得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效果在“最后一公里”难以有效发挥。另外由于家庭暴力发生的场所、时间的特殊性,由派出所、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监督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能够提高执行的质量和效率,更有利于受害人的保护。不仅如此,施暴者能否自动履行保护令的规定,停止骚扰、殴打、跟踪等侵害行为,也需要相关组织进行监督,这就要求各职能部门充分协作,发挥联动作用。然而,目前,各部门之间职责划分尚不明确,难以突破信息资源壁垒,无法及时共享相关人员信息,缺少惩治、制止家庭暴力的“凝聚力”和“组合拳”。

    (七)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难。司法实践中,不少地方的公安机关认为,警察依法应当承担的协助义务,是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出问题后出警协助。可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出了问题后再由警察出面,其司法权威已经受损,更是影响了止暴的效果。加之不少地方的村民委员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不了解,目前人民法院在自行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过程中已经屡遭执行难。比如,送达和执行过程中遭遇暴力抗拒;拘留处罚执行过程中遭拘留场所拒收;协助执行通知书被拒收等。主要是因为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实操性不强,类似制度的界限不明等。首先,反家庭暴力法只就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和协助执行主体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就各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没有实操性的配套规定,使得不同内容的保护令无法与各执行主体的优势相匹配。其次反家庭暴力法中有两项备受关注的家庭暴力干预制度,即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和告诫令制度,但从两项制度的法律规定中无法看出明确的适用界限,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出现同一申请人同时申请“双令”获发的情况。“双令齐发”貌似让当事人获得了“双保险”,但实际情况是,当公安机关签发告诫令后,其关注的重点自然是告诫令的效果,却更加怠于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协助的关注,使得法律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协助执行措施难以落到实处。

    三、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审判实践的建议

    (一)创新宣传载体。目前,法院积极推动反家庭暴力的宣传,在三八国际妇女节、“12·4”宪法宣传日等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深入基层社区、农村、学校通过“普法”、“法院开放日”等多种形进行普法宣传。然而,定时定点的宣传尚不能满足公众的普法需求,实践中民众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仍显陌生,面对保护妇女儿童人身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要求。各级法院应当积极探索,创新宣传载体,不仅要深入街镇社区,延伸线下宣传的辐射面,还可以推动线上普法,通过广播、微信公众号开办专栏、创作微电影多渠道宣讲维权常识,实现普法工作常态化。普法宣传的对象不局限于人民公众,各级机关、民政部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也是宣传的重点对象,各级法院的审判人员,尤其是家事审判庭的资深法官,可以加入各社区妇女儿童维权服务队,积极参与维权社会服务网络建设,助力解决人身安全保护令最后一公里的落实难题。

    (二)畅通联动机制,公安机关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责无旁贷、有警必接、有警必出。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权具有主动性,法院的司法裁判权具有被动性,离开公安机关强有力的支撑,公安机关无论法院是否作出人身保护令,只要有家庭暴力事件报警就一定要出警,及时进行处理和固定相关证据,履行好自身职责。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在落实反家暴法上的职责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同心协力更好的执行人身保护令。家庭暴力的预防、处置非法院一己之力能够完成,需要公安、民政、社区组织等各部门的协调联动、分工配合。公安机关在反家暴工作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寻求与公安机关的深入合作,并将合作的范畴拓展至民政、妇联、社区组织,解决各机构职责不清、多头管理、执行不畅的问题,形成更广泛、更常规化的大联动机制。同时完善责任追究。当被申请人违反了人身保护令的规定,申请人应当按照程序到人民法院立案庭提出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身保护令的立案申请,然后由人民法院执行部门按法定程序予以执行。这样看来对申请人来说有些繁琐,但是人民法院也不能违反程序法的规定,得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公正与效率同行。人民法院在证据的固定上要做好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在刑事诉讼中履行好人民法院的职责。

    (三)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法院通过与民政部门、司法部门、妇联组织开展联席的方式,形成整体合力,搭建平台进行信息沟通、研判会商。此外,还可以借鉴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坚持的“五必须”原则,即要求每起人身安全保护令,必须在规定时间发出,必须联合当地妇联、公安、社区三个部门协同送达,现场送达时必须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和法制教育,必须以案说法,必须及时进行跟踪回访,全面提升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审执效果。

    (四)积极吸收国内外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的有益经验,及时推动制定反家庭暴力的专项地方性法规,进一步完善反家庭暴力的相关执行机制和具体措施。从法院的实践来看,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优势,建立家庭暴力信息排查与建档制度,将相关单位网络信息查询共享,利用互联网创建家事纠纷化解协作平台,将户籍、婚姻登记、法院裁判文书、社区矫正、人民调解等电子信息系统进行对接,在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调查执行中,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公众诉累。重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分工,法院的执行部门、执行程序、公安机关的配合义务、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具体职责通过条例进行细化,对于未能完成相关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法律责任进行固定。

    参考文献

    1、刘群、许振兴《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办理中的困境及其解决》人民司法;2019年

    2、季凤建《刍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10期

    3、曾建飞、金丛《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司法(应用)2017年07期

    4、陈敏《对谩骂和恐吓的分析、认定和应对——以反家庭暴力法为视角》人民司法(应用);2018年07期

    5、刘丹《我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17年

    6、孔超《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研究》南京大学2019年

    7、蔺菲《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完善》重庆大学2018年

    8、莫媛媛《论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完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8年

    作者: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共0条)] [↑返回顶部]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关键字:

类别: